-----康宏

先说说本文的缘起。

本支康姓百余年来，并非望族，居于偏僻之地，更无显耀之处，对于其族系的考证和梳理，于康姓之外的人来说，基本上是无用而且近乎无聊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康姓家族的人来说，知道自己的谱系来源，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。古人说，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，省、县之有志，即使是在欧美，也同样对于家族世系分外重视。所以本人就自不量力，想对本族的世系来源，作一个考证，以期追远启后，有所裨益。

笔者在《鹿渡康姓来源初考》一文中曾对旺苍县鹿渡、双汇、福庆等地的康姓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索。说是探索，其实仅仅是一种推测。后来因机缘巧合，对祖籍之地有过一次旅行，所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，重新对此进行考证和推测，希望能尽量准确的理出世系来源。

根据笔者的了解，旺苍的康姓主要分布在鹿渡、双汇、福庆等地。因为时间与机缘关系，笔者尚未专门对双汇、福庆两地康姓情况作实地的考察，因此本文对上述两地康姓不做详细的阐述，仅以鹿渡康姓为切入点，力求能探求出本支康姓之源出。

鹿渡康姓主要集中在高阳镇鹿渡村五社，地名康家院，以及六社，地名陈家坝。在鹿渡康姓中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康姓分为两派，其中一部分称为薛家康，而另一部分康姓人称为老命康（注：在双汇、福庆等地的康姓也是自称薛家康的）。据老人言传，尽管两支康姓字派相同，但却非系出同源，甚至两康姓可以相互通婚，尽管目前并无此案例，但本村确有福庆薛家康与康家院老命康通婚的案例。陈家坝康姓与康家院康姓系出同源，皆为薛家康，目前的康家院为大房和三房，陈家坝为二房。

家乡对于薛家康的来源一直是这样传说：本支康姓原本姓薛，“湖广填四川”时，由麻城县孝感乡移民于此，因逢天降大雪，就像筛糠一样，因此易姓为康。其时共有五兄弟，分别名为璋、达、亨、佑、用（依据老人言传同音推测）。移民到旺苍之后，居住在今旺苍县东河镇长滩坝一带，长滩坝自古是鱼米之乡，盛产稻谷，青蛙和蟾蜍较多，由于受不了蟾蜍和青蛙彻夜的鸣叫，所以再次迁出，迁到如今旺苍县支溪乡中山子居住，当地原住民以赵姓为主，康家五兄弟与之产生地产等纠纷，争执中处于下风，再次迁居至松顶一带居住。后五兄弟在松顶的五燕山分支，其中的一支定居于鹿渡康家院与陈家坝一带，后传下康家院和陈家坝的康姓。

很惭愧的是，从民国以来，本支康姓读书人很少，也没有人有这方面的兴趣，所以对于本支康姓的真实来历，没有十分准确的考证和研究。但是这毕竟算是一件有些传奇的事情，康姓人对于薛家康来历的传说，还是一代一代流传，至少大家还没有忘记我是薛家康这一说法。

笔者从小就听老人们说这些传说，那时候没有电，没有电视和网络，夏夜炎热难以入睡的时候，大家都习惯于围坐在大树下，一边纳凉，一边听老人们讲这些传说，觉得十分有趣味。后来上学了，开始接触一些小说，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《小将薛刚》，后来又看了大量的关于薛家将的书籍，例如《薛刚反唐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仁贵征西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隋唐演义》啦等等。那时已经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是薛家康，原来也姓薛，是不是跟薛仁贵有什么关系呢？

但我一直无法求解，因为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后来随着知识的增多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薛仁贵是山西河津人，他的后代怎么会跑到四川呢？

后来上大学、工作均在外地，很少回家，也没有再关注这个事情。去年春节，我工作7年来第一次在家过春节，春节的时候照例要给祖宗上坟，当我给曾祖父上坟后，我蓦地发现在曾祖父墓地后面有一块很古老的石碑，我便过去看了看，这一看不打紧，我小时候的疑问突然重新浮上我的脑子，

碑主人姓康名绍，号龙岗，其联曰：      

系出龙安当思水源，

支分鹿渡须念祖德。

 其文曰：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思万物本于天，人生始于祖。溯我康氏乃薛氏仁贵之后，祖居龙安，因奸以康逃居广邑之白水，次迁中山，更移松顶，先世盖不知凣凣，唯传松顶之达（“达”字缺失，从后文度之），达生月栋，月栋生公。闻公智勇过人，颇习武艺，因献贼作乱，清初顺治四年战死，**（缺失二字）归荒，为高祖，妣王君杨君，俱以疾终。*（该字缺失，以前文推知，当为“归”）荒，尔来百六十年有余，嗣本水源之思，遂动追远启后之念，因为勒石垂芳，以志不朽，孙忝膠庠遂援笔，篤呼唯我叔祖忠臣之裔，勇力过人，拒贼独居，国而忘家，弗爱其躯。暨我祖妣，淑厥家声，于乱之年，蒸尝不替，爪爪矢 绵绵。邑庠堂玄孙康尔侯顿首拜。

大清嘉庆十年岁次乙丑孟冬月望前三日本邑石匠张孝，沐手敬判

   原来这传说竟是千真万确地事，我们原本姓薛，更震撼得是那几个字“溯我康氏乃薛氏仁贵之后”，我小时候的突发其想竟然奇迹般地是事实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于是我忽然觉得，这一切可能并不那么简单，似乎值得我去考证和研究一番，古人说，人之有谱如国之有史。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得历史，知道自己的祖宗。所以我搜集大量的资料和史实，力求得到家族得信息，求证出本家族的谱系。

从上述碑文中，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:

本支康姓为薛仁贵后裔，迁来旺苍鹿渡之前，世代居住于龙安府（据考证为今之绵阳市平武县一带），因被为奸人所害，迁居至旺苍白水（分析即今旺苍县之白水镇），后迁中山（即今旺苍县高阳镇支溪乡中山子），再迁至松顶（今高阳镇鹿渡村九社一带），康达以降，传至康龙岗后支分鹿渡，成为鹿渡康姓始祖。康龙岗勇武过人，为忠臣之裔，在清初顺治年间与张献忠部属作战中阵亡。该碑为嘉庆十年立，距康龙岗战死时间为160年左右。

碑文记载迁徙路线为：龙安——白水——中山——松顶——鹿渡，与传说麻城——长滩坝——中山子——松顶——鹿渡，并不一致。笔者以为，此为传说之谬，既然碑文有明确记载，即应以碑文为准，并可确认。那么，关于本支康姓为湖北麻城孝感迁入之说，笔者认为也就并不可信，原因如下：

第一，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说法在四川乃至全国流传甚广，而四川的人口却并非都是由“湖广填四川”而来，但是由于“湖广填四川”一说的广泛流传，很多并非“湖广填四川”而来的居民，也自称自己是“湖广填四川”时的移民，这其实是传说的谬误。

第二，麻城孝感，其实为湖广填四川的主要迁徙地或集散地，并不是唯一的迁出地，以一县之地，不可能有能“填”四川那么大量的人口。所以，民间对于此地的记忆最为深刻，流传最广，如今很多的四川人在并无确凿证据之下，均自言其祖籍为麻城孝感。而假如果真为此地迁入，那麻城孝感亦为鱼米之乡，怎会害怕蛤蟆的叫声？这与传说的因嫌蛤蟆的呱噪而迁居，是相矛盾的。反观龙安府自古为番地，居民刀耕火种，以山货、荞麦等为主，至今水稻种植也很少，所以无蛤蟆叫声之扰，迁徙至白水后不习惯蛤蟆叫声，倒是更合情理。关于龙安府，后文专有叙述。

第三，湖广填四川，主要由两次大规模的高潮，一是元末明初，由于明王朝的建立者与四川的明玉珍的大夏政权长期战争，使四川人口大量减少，洪武年间大规模迁徙两湖两广人口填补四川，此为第一次高潮；第二次是在清初，由于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的屠杀和清军入川后的屠杀，以及清军与叛乱的吴三桂军的战争，四川人口大量减少，在康熙年间大量迁徙湖广人口入川。而根据康姓祖碑记载，立碑时间是在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此时已经“迩来百六十年矣”，同时祖碑明文记载康公绍为张献忠作乱时与之作战阵亡，而始祖至康公绍已历三代，则可推知本枝康姓迁入鹿渡时间远早于张献忠作乱时间的。距离洪武年间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的人口迁徙，则已经过去至少300年。同时，无论是清初顺治康熙朝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还是明朝洪武年间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对四川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，在嘉庆年间，民间应该早已出现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，但碑文却并无记载什么“湖广迁入之说”，相反记载为“世居龙安”。由此可知，碑文载“世居龙安”是非常确凿的，本支康姓并非“湖广填四川”迁入四川的，而是由龙安府于明中叶迁入。

龙安，即龙安府，今之绵阳平武县。平武县自西汉置刚氐道以来，已历2200年。西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置刚氐道，隶广汉郡，治地今平武县古城镇。蜀汉建兴七年(公元229年)分刚氐道地新置广武县于南坝，并改刚氐道为刚氐县，治地不变，两县皆隶阴平郡。西晋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更广武县为平武县,仍隶阴平郡。后魏孝武帝时(公元532--534年)置江油郡，郡、县同治今平武县南坝镇。西魏废帝二年(公元553年)置龙州，州、郡、县同治今平武县南坝镇。明嘉靖四十五年(公元1566年)置龙安府，府、县同治今龙安镇。民国二年(公元1913年)废龙安府，仍置平武县至今。

笔者于2008年4月29日赴平武，会晤了平武县县志办曾维益老先生。曾老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业余研究氐族史、藏族史、白马人的族群文化与地域文化。截至目前，已编著、出版学术专著13部、论文若干篇，共计近500万字，对平武历史研究颇有心得。根据老先生的研究可知，龙安府本番地，其居民多为藏、羌两族，在明朝以前，基本处于奴隶社会，并未与汉族同化，因此严格保留其习俗，姓名也是番姓而非汉姓，因此，可以排除本支康姓为少数民族藏、羌族的可能。

而平武的汉姓，在当时的平武主要有四支，一是薛姓，南宋度宗咸淳元年（1265年），进士薛严（祖籍山东历城）出为龙州知州，举家徙于此，因兴学化夷，建城有功，赐世袭土知州。其主要世系如下：

薛严之子薛子和，孙薛惠成，曾孙薛文胜，薛文胜子薛继贤，孙薛忠义，薛忠义子薛志升，孙薛公甫，曾孙薛永隆，永隆子薛绍勲，绍勲子薛蕃，薛蕃子薛晋卿，晋卿子薛兆乾。

一是李姓，再是王姓，再是康姓。亦为外地汉族入番地镇守之官，此处对此三姓不做过多分析。

此四姓土司尤其是薛、李、王三姓皆汉望族，为保持其血统纯正，基本在四大家族内部相互通婚，或与外部汉族通婚，以保持血统的纯正，因此也不可能参杂少数民族血统。

而根据鹿渡康姓祖碑记载，从康公绍至康公永禄，历五代，均有名有号，因此其家世并非平民，至少是乡望之流，鹿渡康姓祖碑碑文亦有记载曰“唯我叔祖忠臣之裔”，故本支康姓之祖绝非等闲之人。而此时的龙安，薛姓人氏几乎无出土司薛姓家族之外。后迁入的汉人也多半是在湖广填四川的风潮中迁居龙安的，迁居是带有政府强令的性质，一般大户人家由于有钱有势，往往能不被强令迁徙，几乎全部为贫苦农民，而且前期大都以租种番民土地为生，所以不可能在其中产生一支较大的薛姓家族，那么也谈不上世居龙安，谈不上“忠臣之裔”了，也就没有“因奸以康逃居广邑之白水”了。

同时，鹿渡康姓祖碑记载“溯我康氏乃薛氏仁贵之后”，在龙安薛氏康熙年间土司薛大胤所编撰的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中，也记载为薛氏仁贵之后，尽管笔者参阅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后对其远祖记录上存疑问，但无论该记载是否属实，但二者的统一，绝非偶然。对于为何记住薛仁贵的名字，笔者认为，是由于薛仁贵在中国影响极大，尤其是在清朝，随着如莲居士的薛家将系列评书的流传，更是天下皆知，故薛姓后代虽记不住祖上众多始祖名字，但是薛仁贵的名字却是没有忘记的，所以在祖碑上记之以告后人。由此本人认为可以确信，鹿渡康姓源于龙安薛姓土司。

其他方面遗存也可以佐证：

在鹿渡康家院有一小地名，叫做庙子坪，据说原有古庙一座。但村里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见过该庙完好时的状态，目前仅存三尊神像，故可知该庙年代之久远。村里长者说：该庙供奉关圣、孔圣和老君，但从目前头部已经不见的神像来看，非道非佛，也非关圣，而是手持朝板的官员，为常人坐姿，其一手持朝板，其一手持明镜，另一手中持物已损毁，但至少决非佛家手势，从服饰来看为明朝官员。另外陈家坝也有遗留神像四座，服饰与上述三尊神像近似，只是其中三座采用盘腿坐姿，另一为站姿，但服饰为官服，，一手中持书卷。亦非道非佛。既然不是寺院、也非道观，那么庙中所供奉的是什么人呢？古人一般的供奉，不外乎天、地、神、佛、祖宗而已，祭天者，皇帝的专利，普通人是不敢擅越的，祭地的是土地庙，供奉土地神，寺院供奉释迦牟尼、观世音等佛祖，道观供奉太上老君等道家先人，而对于普通人的供奉，除了文圣孔夫子、武圣关公，一般都只是子孙后代祭祀先祖。而文圣孔子、武圣关公，莫不以孔庙、关帝庙冠名。故本人认为，该庙实为康（薛）姓家庙，祭祀祖宗之地。祭祀的，正是龙安的祖先，这也印证了此薛姓为薛土司后裔而非普通百姓。而在平武县原龙安治地，即有仍存在的王家家庙和薛家家庙圣佑宫，其圣佑宫碑仍在。在平武王家修建的报恩寺中，亦有王玺、王鉴父子的塑像。参见后附图。

平武薛氏圣佑宫碑：

鹿渡康家院神像：

      以下为鹿渡陈家坝神像：

 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知，旺苍康姓乃平武薛姓土司一族，但是，究竟是从何时迁出，因何迁出，系出谁人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但是，我们可以将两边已有的记载和资料进行汇总和分析，不难找出隐藏在历史中的真相，找到康姓的薛氏祖宗。

首先薛氏后人从平武迁出后易姓为康，是有很大的疑点的。姓氏得于祖宗，在中国人看来，是绝对不能随意改之的，否则便是数典忘祖的行为，如果一个家族，被逼到不得不改姓的地步，肯定是遇到十分重大的危险，甚至是亡族的危险，才会不得不改姓。而且即使要改姓，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改个姓，就像前面说的传说那样，看到下雪大如筛糠就改姓为康，也未免太对祖宗不敬了。所以必然跟本来的姓氏有所关联，故对于为何改姓，且改姓为康，笔者分析如下：

前文已经论述，龙安薛、李、王、康四姓土司为保持血统纯正，绝不与番人通婚，而主要以四姓内部相互通婚为主，同时与外地汉族的通婚。此在曾维益老先生编著的《白马土司家谱》中引用的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和《三槐堂王氏族谱》中有明确的记载。因此，推测改姓康的原因，应为从母姓，即其母姓康。所以在危难之中，改从母姓而姓康。

鹿渡康姓祖碑记载易姓之由为“因奸以康逃居广邑之白水”，此记载很是值得玩味，什么叫“因奸”？说的很是欲说还休的，十分不明确。笔者分析，造成“逃居”的，必然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所逼，否则不会是逃居，最多时迁徙。同时，既然是“逃居”，其事件必然十分严重，危及到生命，危及到家族的兴亡，才会举家逃走的，根据本姓老人的传说，逃居松顶时为五兄弟中的四人，五兄弟分别名曰：璋、达、亨、佑、用，可以看出是举家逃走的，而祖辈记载中，康达名字已可确认。而说“因奸”，其事性质是不明确的，或者是家族需要避讳的，所以非常隐晦的一笔带过。

龙安薛氏自始祖薛严开始，一直世袭龙州知州，掌握辖区一切军政大权，虽历宋、元、明几朝不易，中央政府对土司的控制并不十分严格，根据史书记载，中央政府不给土司发俸禄，土司封地也不给中央政府交税，只是每次皇上召见奉旨进京时，随己之愿带些土特产，土司的用度皆由所辖居民供奉，土司负责辖区内所有政治、军事、司法等事务。实际上几乎可以相当于当地的土皇帝。因此辖区普通的事件，绝对不至于使一个土司家族举家出逃，而且必须易姓改名。该事件必定是惊动中央的大事，薛家以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控制的，甚至可能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从薛氏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记载和曾维益老先生的《白马土司家谱》、《龙安土司》相关记载来看，自宋末直到明朝中叶，薛家土司一直顺风顺水，官位最高时直至二品，其间并无十分重大的事件发生。直至薛兆乾时的嘉靖年间（公元1565年），才发生了一件改变薛氏命运的时间，即土司薛兆乾叛乱事件，据载：嘉靖44年（1565年），薛兆乾与宣抚副使李蕃相仇，杀李父子，胁迫俭事王华造反，王华不从，兆乾屠其家人。朝廷派兵镇压，薛兆乾及家眷十余口人伏诛。嘉靖45年（1566年），薛氏家族由宣抚使降任为土知事，独立管辖虎牙河流域的木瓜蕃和泗耳河流域的白草蕃。

从史书对薛兆乾事件的记载来看，在平武薛家的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中，对此事的记录也并不十分详细。这并不是薛兆乾无可记者，而是由于官方对此事定性为反叛，在镇压后也是对薛兆乾采取浇筑铁丘坟的做法，并对薛氏家庙圣佑宫采取破坏的手段，对关于薛兆乾的资料进行销毁，因此我们看不到关于薛兆乾的较为详细的资料，而后人在记载时，也有为祖宗讳的想法，所以对此也是一笔带过。（笔者小时所阅览的《薛刚反唐》描写薛刚踢死太子后，薛丁山家遭株连九族，并浇筑铁丘坟一座，以使其永世不得翻身。查阅正史，薛丁山、薛刚并无其人，铁丘坟更是子虚乌有，因此大胆猜测：《薛刚反唐》原型可能并非史书记载的薛仁贵之孙薛嵩，而是明代的薛兆乾。）集合诸方面的考虑和事后的处理，分析如下：

1）、该事件影响极大，为朝廷派兵镇压，故而非薛家能控制，抵抗失败后，只有举家逃走，在鹿渡康姓的祖辈中，也就才有“因奸”的说法。况且此事本身也有值得怀疑，以一从四品的地方州长官，民不过数十万，兵不过数千，怎么会想到要谋反？曾维益老先生在其研究中，认为用“叛乱”一词是不恰当的，所以他称其为“谋乱”，其起因是“薛兆乾与宣抚副使李蕃相仇，杀李父子”，因此，并不是所谓的“造反”的。其幕后的东西今天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，因此“因奸”一词的表述，应该包含了很多东西。

2）、该事件中，史书记载“薛兆乾及家眷十余口人伏诛”，《明史》的记载为：“四十五年，兆乾伏诛，籍其家，母及其党二十二人皆以同谋论斩，余党悉平”。上述两处记载略有些出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即以二十二人之数而论，对于一世系四品知州，拥有大半个龙安城的知州来说，一家三、四十口人十分正常，而且二者均未言及是否全家遭屠。故不排除薛兆乾尚有子孙逃脱的可能性（若《薛刚反唐》确以兆乾为原型，则其中也有薛丁山知己用自己的孩子狸猫换太子换出薛蛟的桥段）；

3）、薛兆乾事件后，朝廷所追查的人仅仅是薛兆乾以降的直系亲属，而不是斩尽杀绝，只是将薛家降为土知事，官职变小，继承知事的是薛兆芝，为薛兆乾的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所以如果不是薛兆乾的直系亲属，是不需要逃走的。那么逃走的人，必然是薛兆乾的直系家属。而根据中国人血脉传承的传统，其时薛兆乾拼死要保住的人，肯定是他的骨血，而非旁人，所以，如果有逃出之人，那毫无疑问是薛兆乾的直系子孙。所以两相结合，笔者认为，鹿渡康姓是薛兆乾的子孙，在嘉靖44年的谋乱事件后逃亡旺苍。 

根据鹿渡康姓祖碑的记载“先世盖不知凣凣，唯传松顶之达，达生月栋，月栋生公”，康公绍阵亡于顺治4年，即公元1647年。假定康公绍阵亡时年40岁（根据祖碑的记载，康龙岗有二子），则可推算康月栋大约在1582年左右出生（以平均25岁得子算），再推算康达约在1557年左右出生。而薛兆乾叛乱时间是1565年，康公达此时至少已经有5~6岁，这与薛兆乾叛乱的时间是惊人的吻合的。故薛氏一支迁徙至鹿渡应自康公达辈开始，那么就并非是什么“先世盖不知凣凣”。结合第6点来看，易姓为康的时间肯定是在逃居之时，因为改姓最多能从己辈往下开始，绝对不会也不敢去改父辈、祖辈的姓，所以改姓是从康公达及其兄弟们始，康达其实就是薛达。祖碑上“先世盖不知凣凣”只不过是既不敢暴露原来的姓氏，又不能不记载祖宗的一种无奈的结果，于是造成后人在达公兄弟的守口如瓶中忘记了祖上的姓名。而从老人传说的松顶五焰山分支来看，其时兄弟五人，为璋、达、亨、侑、用，其中达为次，则长兄璋在1565年甚至可能已经成年。故而鹿渡康姓的族系就可以无间断的和平武薛姓连接在一起（唯一遗憾的是，无法得到薛兆乾子女的相关信息）。

而薛姓后人在逃居旺苍之后，一直没有再与原籍地同族人联系，即使在明朝灭亡之后，也没有再与龙安薛氏族人联系。对于这一点，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：

一、定居初期，由于并不了解事件的处理情况，为避免暴露身份，对于身世绝对保密，绝对不敢再回龙安打探消息，至明朝灭亡之时，已过去7、80年；

二、明灭亡之时，或许此时有些想回乡打探之念头，但是由于张献忠的作乱，川北一带刀光剑影，草木皆兵，想回去亦不可得，康绍公就是在与张献忠部队的作战中阵亡的，后来又有吴三桂反叛与清军的大战，据《苍溪县志》载：“清康熙甲寅（1674年），吴三桂叛变，所属王藩屏部到处掠抢烧杀。广元（含旺苍）、南江、巴中诸邑，十室九空”，根本无法回乡与族人通信；

三、清王朝建立以后，尽管具备回去的条件，但由于长期对身世的隐瞒和战乱的影响，后人对于身世的了解已经有限，况此时龙安薛氏早降为土知事，从薛兆乾后，已历五世土司，即使回去，并非长房的薛知事能接纳曾经世袭土司的长房族人，是值得怀疑的，况且此时距离他们的逃亡已经过去近百年，由于信息的传递十分有限，他们肯定早已无法知道龙安的情况，甚至以为除了自己这支薛氏后人，其余已经尽遭屠戮。

因此，对于鹿渡康姓的来源，可以说已经十分的清晰，我们可以如此梳理一番：

宋朝末年，进士薛严知龙州，由于兴学化夷，开疆拓土有功，赐世袭龙州知州，为龙安薛氏始祖。后历元、明历朝，均世镇龙州。明嘉靖44年，世袭龙州知州薛兆乾因与副史李蕃相仇，率兵杀李蕃全家，后又杀王华一家及康姓土司，朝廷派兵镇压，薛兆乾兵败，奋力保五个儿子逃出，其余直系家族成员被捕后被杀，并浇注铁丘坟一座。薛兆乾的儿子改从康姓，逃居广元的白水，后再向深山处潜逃，至高阳镇支溪乡中山子一带，最后在松顶定居。至康龙岗，支分鹿渡，其余分支至双汇东山坪、福庆康家院等地，遂传下旺苍薛家康姓。

参考文献：

曾维益：《龙安土司》

曾维益：《白马土司家谱》

《明史》

《清史稿》

《三凤堂薛氏族谱》